导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多元文化思潮的交流与交锋，人们常常会有精神迷失的困惑。如何抵御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始终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如何搞清楚“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如何实现精神富有，汇聚起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需要深入思考的命题。解答这些命题，首先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源头。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历代先贤撰著的文献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今天我们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到和发达的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听后深受鼓舞。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做了具体部署，读后感到很振奋。作为一个从事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学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想法。
一、系统梳理先贤留存的文化遗产，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先贤撰作了浩繁的图书典籍，蕴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确实值得我们努力传承和弘扬。然而面对如此巨量的文化遗产，如何找书、读书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代编《四库全书》，收书3462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结集。本世纪初，国家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收书 5213种，规模达《四库全书》的1.5倍。但即便如此，被这两种大型总集所收载的古籍仍不足传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前几年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古籍书目约20万种），由此可见，有待搜集的文献数量仍然十分庞大。试以浙江省为例，据统计，浙江古代著述就达近2万种之多（包括1912年前浙籍人士著作与浙江地方文献），数量比《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的总和还多一倍多。历代有识之士，在浙江文献的搜集整理上，做出过不少贡献，如清代胡凤丹、胡宗懋父子编的《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民国张寿镛编的《四明丛书》，刘承干编的《吴兴丛书》，等等，但都局限于一郡一邑，且有较多的遗漏。本世纪初，作为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推出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大学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为主组织编纂了“浙江文献集成”，目前已出版《沈括全集》、《黄震全集》、《杨简全集》、《郁达夫全集》等大家全集7种，还有5种正在排版中，但由于涉及新编、标点、校勘等整理工作，进度较慢；浙江古籍出版社则编纂出版了“浙江文丛”128种519册，速度较快，但系统性有所欠缺。另外浙江文献集成编纂中心组织编纂了《义乌丛书》，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教授主编了《重修金华丛书》《衢州文献集成》，李圣华教授主编了《宁海丛书》。这些丛书的编纂，为浙江地方文献的编纂提供了范例。其它各省市古代著述整理的情况大抵相仿，也都或多或少推出过若干汇编性的中小型丛书。但对留存的巨大的文献总量来说，这些汇编整理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的、少量的，文献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另外，纸寿千年，纸本文献可保存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亟需采取更彻底的可传之久远的解决办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机会，乘势而上，乘势而为，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各省市分工合作，通过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超越《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的更大规模的古代文献丛书，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并上网向全世界公布，使珍稀图书化身百千，从图书馆走进普通百姓的家里，促进优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代代相传。 二、实施文化遗产真迹回归工程，促使流散海外的珍稀文献重返故里、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步一步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一章。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探险队也纷至沓来，在搜集军事情报的同时，肆无忌惮地掠取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在陕西、新疆、甘肃、内蒙古等丝路沿线一带，盗取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物文献。比如上个世纪初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以唐五代写本为主体的敦煌文献，总数近七万号，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四万多号）却被英、法、俄及日本等国的探险家劫掠而去。又如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晋唐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写本文献，总数达5万号左右， 20世纪初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北宋至北元时期写本、刻本文献，总数约2万来号，多数也被英、德、俄、日等国的探险家所攫取。如此等等，大批我国珍贵的古代文献被国外的公私藏书机构所收藏，而留在国内的，乃劫余之物，多为残卷断片，诚如陈寅恪所说，“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乃“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劫馀录》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推动了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以敦煌写本为例，随着《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敦煌秘笈》（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等大型出版物先后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已公之于世。这些大型图书的出版，为各国学人查阅敦煌文献提供了条件。但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图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的朱笔所作的各种符号，在黑白影印的图版中字迹暗淡，甚至踪迹全无，从而对读者深入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鉴于此，最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持续呼吁敦煌文献文物的回归，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难实现。根据这一现实，建议与英、法、俄三方商谈敦煌写卷彩色照片的回归并授权分类出版。这三大藏家当年获取敦煌写卷，是利用我国积弱积贫的落后现状和保管人王道士的愚昧无知骗取的，缺少合法性和正当性；现在我方提出摄取彩色照片的要求，则合情合理。前几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已把所有高清敦煌写卷照片赠送敦煌研究院，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如果此议能够实现，凭借现有的摄影技术和印制条件，完全可以做到仿真彩色印制，实现流散的敦煌文献事实上的“回归”，不但方便读者研阅利用，而且有利于这批珍贵文献的保存并传之久远。浙江大学近年来持续开展《敦煌文献合集》《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等重大项目，已为绝大部分的敦煌写卷做了分类，从而为分类彩印敦煌写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强烈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一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在做好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以国家工程的形式加以推进和实施。同样，流散在海外的其他古代珍稀文献也可以按照这一模式争取彩印出版，促成其事实上的“回归”。 三、发掘古代文献中最优秀的文化基因，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中国人遍及全球，中华学子誉满天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会有迷失的时候。如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如何“实现精神富有”？如何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解决“我是谁？我来自何地？要去何方”的文化迷思？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先贤著作中去寻找答案，都需要文化的自信，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各类经典汗牛充栋，这里有一个读什么、怎么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编纂一系列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普及读物，发掘提炼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让她们从历史文化经典、史乘、文集、笔记、家训中走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接地气，扬正气，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尤其是青少年爱家、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从而真正实现《讲话》提出的“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总之，我们应该认真梳理先贤留存的文化遗产，深入发掘古代历史文化中蕴含的精髓，消化吸收，推陈出新，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能源”。
本文于2017年05月22日在《 人民日报 》16版（学术版·大家手笔）节选刊发；全文于2017年在《文学遗产》第五期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