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0日晚上19点，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外语学院德国学研究所和德国文化研究所承办的“人文与科学”系列讲座第十四讲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汪民安教授。浙大外语学院、人文学院、传媒学院的众多师生慕名前来聆听，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德国学研究所刘永强副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整场讲座持续两个小时，师生们在汪民安教授条分缕析的精彩演讲中了解到福柯对于瘟疫与权力的论述。讲座主题既具备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因而引发了在场师生的踊跃互动。针对同学们提出的关于福柯的历史叙事、当今时代的权力形态、生命权力与自我技术间的关联等问题，汪民安耐心予以解答。汪民安教授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深入浅出的讲解风格令到场师生印象深刻、获益匪浅。此次系列讲座在诚挚的致谢和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汪民安教授讲座现场

刘永强副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汪民安教授向同学们概述了福柯的魅力所在。他指出：在思想主题上，福柯关注的不再是“我是谁”，而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何以成为具体的“我”，这构成了福柯谱系学的核心关切。具体而言，福柯通过17世纪欧洲权力技术对主体的塑造，回答现代社会如何造就主体；晚年福柯转向自我技术，聚焦前现代时期的主体何以形成。在研究方法上，福柯的学术成果既有理论洞见，又有具体历史材料的支撑。他极少引用公开材料，而是在隐秘之处爬梳不为人知的档案和史料。除此之外，福柯的语言表达也极富诗意，具备强烈的文学性，他不但是卓越的学者也是高超的诗人。与此同时，汪民安教授还结合福柯的生平轶事，指出生活中的福柯也充满魅力，他把自己的人生也变成了一件艺术品。

   福柯在他不同的作品中讨论了欧洲历史上三种控制瘟疫的权力模式，讲座的主体部分以此为核心展开。

   在14到16世纪，君主权力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通过否定性的镇压权力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例如，面对当时的麻风病疫情，权力对麻风病人和健康人进行严格的二元区分，排斥并且驱逐麻风病人。后来的欧洲历史中，依然能够看到这一模式的延续。

   随着17世纪学校、工厂、医院等微观机构的兴起，王权分化到社会的“毛细血管”中，规训权力也应运而生，各种分散的微型权力通过事前预警对个体进行矫正与改造。这种权力模式从当时对鼠疫的处理中便可见一斑：严格执行的空间隔离、层层上报的逐级监督、个人情况的登记注册、持续运转的全面检查，规训权力深入到细枝末节，使得城市固定、凝结。汪民安教授总结：如果说君主权力是粗暴的驱逐与镇压、是消极的否定，那么规训权力则是容纳式的积极权力，对个体进行细致的观察与审视。他同时强调权力模式之间并非取代关系，君主权力与规训权力在后来的社会中呈现并置关系。及至18世纪中下期，在法国大革命后，生命权力成为主导模式。它不再以具体的个体为对象，而是针对全体国民进行整体性的调节与干预，旨在使人口整体上获得健康、安全和幸福。由此一来，出生率、死亡率、环境与人口等问题成为最核心的政治关切。福柯以天花为例阐明生命权力的运行模式：天花爆发时，权力的核心关切变成了降低感染率与死亡率。天花疫苗成为这一时期的抗疫方式，这意味着在接受一定风险的前提上，获得大范围的安全，以此降低整体国民的死亡率。汪民安指出，生命权力背后实际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权力观。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整场讲座持续两个小时，师生们在汪民安教授条分缕析的精彩演讲中了解到福柯对于瘟疫与权力的论述。讲座主题既具备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因而引发了在场师生的踊跃互动。针对同学们提出的关于福柯的历史叙事、当今时代的权力形态、生命权力与自我技术间的关联等问题，汪民安耐心予以解答。汪民安教授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深入浅出的讲解风格令到场师生印象深刻、获益匪浅。此次系列讲座在诚挚的致谢和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图/文：吴宏宇）

人文学部

外语学院德国学研究所、德国文化研究所

2021.5.21